吹尽狂沙始到金   —— 一大代表的人生轨迹

吹尽狂沙始到金

—— 一大代表的人生轨迹与党的理想和纪律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信仰是需要纪律维护的，也是需要纪律检验的。信仰的虚实真伪，只有经过纪律这个熔炉的冶炼，才能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7个春秋。97年里，党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胜利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在这样一个时刻，回望党的一大，回望一大代表的人生轨迹，我们看到了忠诚与牺牲，也看到了彷徨与背叛，以及这些不同的轨迹所诠释的理想与信念。

党的一大13位代表中，坚守信仰、为主义而献身的烈士有4人：1925年8月，27岁的王尽美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病逝于青岛。1931年4月，30岁的邓恩铭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1935年2月，59岁的何叔衡在福建长汀县与敌遭遇，突围中壮烈牺牲。1943年9月，47岁的陈潭秋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新疆乌鲁木齐。

因各种原因脱党、被开除党籍的有4人：李汉俊在党的二大后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脱离了党的活动，后被开除党籍，但他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同，于1923年秋脱党，犯下一生“最大的错误”，但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许多影响广泛的著作。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入党。包惠僧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特别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看不到党的前途，脱离了共产党，先后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幕下参议、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闲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国务院参事。刘仁静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托派观点，参与托派组织，1929年被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编辑、国务院参事。

背弃信仰变节投敌的有3人：陈公博在参加一大返回广东后，拒不执行党的方针，甚至公开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被开除党籍。陈投靠汪精卫，曾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1939年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日，曾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等职，1946年被判处死刑。周佛海于1924年脱党后加入反共阵营，成为蒋介石得力谋士，后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日，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被判处死刑，1947年3月改判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张国焘曾领导早期工人运动，参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鄂豫皖苏区工作和红四方面军，但在长征途中对抗中央路线，成立非法的第二中央，被批判后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在戴笠手下从事反共活动。1949年逃离大陆，1979年孤独潦倒客死于加拿大。

在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走过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程，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曾任国家副主席、代主席。1956年2月，董老到上海，重回一大会址，留下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不同的人生轨迹，留下了一个个“为什么”，而答案，总绕不过“信仰”与“纪律”这两个关键词

烈士们已经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回答，无须赘言。我们看看另外几个人的选择吧。

陈公博，在参加一大期间，就因为7月30日会场遭到侦探骚扰而惊恐不已，匆匆离开了上海，也没有去嘉兴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回到广东不久，陈炯明发动叛乱，中央决定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陈公博却公然对抗中央，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中央要求他到上海汇报，他以要出国留学为名，予以拒绝，甚至召集广东党组织会议，声明与党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在他眼里，中央的决策、中央的要求、中央的权威，一钱不值，把党组织看成是俱乐部，来去随心，入退随意。

周佛海，党成立前就写文章提出，“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的信条，革命的标语”，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见解。但他在参加完党的一大后回到日本继续上学，心态很快发生了变化，心中念兹在兹的不再是党的工作、党的事业，而是个人的出路。周佛海盘算的是，回国后如能到北大做教授，地位高，可满足虚荣心，或者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每月工资大洋150元，也可心满意足。

正当他踌躇之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邀请他回国为国民党工作，每月薪水大洋200元。他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到广州后，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聘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每月另给薪水大洋240元。这两笔收入合计440元，在当时是相当高了。周佛海对眷顾和提携他的戴季陶、邹鲁万分感念，而这两个人，都是国民党内的极右派，对共产主义是极端仇视的。周佛海受了他们的影响，迷住了心窍，什么推翻旧政治势力、为无产阶级夺权，往昔的信仰热情怎抵得过大洋的魅力？他与党的关系日益疏远，对党的挽救拒不接受，终至背叛。

张国焘，五四运动的学生干将，早期工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鄂豫皖苏区和10万人马的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一大当选为中央局成员，二大和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五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他资格老、地位高，却自恃实力强大，妄图以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长征中他与毛泽东的“南下”还是“北上”之争，要害就是张国焘服从中央还是中央服从张国焘。他以兵强马壮为后盾，不仅不听中央决议，甚而自立“中央”、自封“主席”，当分裂图谋失败、个人野心遇挫后，他不思悔改，终至叛党投敌自绝于党。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们，入党时都曾意气风发，在白色恐怖下悄悄赶赴上海开会时，心中都是激情澎湃，他们也曾有一个为民族谋解放的初心。但这个初心很快就在考验面前变质了、溶化了，而其最终下场，不管跑到哪里，都必然少不了受到党的纪律的严惩。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对于一个政治组织而言，信仰是需要纪律维护的，也是需要纪律检验的。信仰的虚实真伪，只有经过纪律这个熔炉的冶炼，才能得出结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以革命理想指路领航，以铁的纪律保驾护航，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共产党人的真正优势。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王均伟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