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创建中国共产党 却被党开除

陈独秀位于北京的故居，是他于民国六至八年（1917—1919年）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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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www.zaobao.com   2025-01-26   01:59

陈独秀和胡适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声势浩大地行动起来，惟当时风气未开，反对的人也不少，北大乃有了“新旧之争”。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陈独秀很不利的事。有报纸报道，陈独秀狎妓且与人因争妓而生纠纷，更挖伤某妓之下体。人们都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在校内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的要求。现在陈独秀传出这种行为，蔡元培不能不表示态度。

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老朋友”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离开北大是他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

陈独秀随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承认中共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但他揭露，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出的。他还说，“甘心做史达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

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面对重大失败，共产国际将全部责任都推到陈独秀头上，宣布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经历了这些事件，陈独秀踏上了与共产党的决裂之路。

从小让祖父头痛的陈独秀，还在日本闹出过一个乱子。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去日本留学。两年后的一天，因为对留学生监督姚煜不满，他跟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强行剪去了姚煜的辫子，引发轩然大波，陈独秀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恻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国共两党都想拉拢他。国民政府要给他劳动部长的职位，被他拒绝；中共想争取他到延安，但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独秀拒绝说：“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我有什么过可悔？”为表明立场，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创立中共并曾作为党魁的陈独秀，最终脱离了共产党。

该文开宗明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写出《我的根本意见》，文中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多次表示，这些看法是“根据苏俄20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形成的。

陈独秀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归咎于中国长久以来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他主张将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还发表文章，攻击儒教和传统道德，认为须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才可能实现政治的改革。这波新文化运动风潮，对当时青年人有很大的影响。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在狱中五年，但颇受优待，可以阅读、写作，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思想发生转变，也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陈独秀对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八条主张大为赞赏，在编发的《新青年》上，专门撰写跋文。（互联网）

蔡元培（前排左二）、陈独秀（前排左三）等在北京大学合影。（互联网）

他由家庭安排娶了第一任妻子高晓岚。爱上了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两人私奔。因胃病在上海一家医院求诊，与年轻的医生施芝英发生感情，两人同居了五年。1927年被共产党撤职，在上海隐姓埋名，租屋居住，结识了比他小29岁的潘兰珍，她在困乏的岁月里，陪他终老。

在家人的眼中，陈独秀是个玩世不恭的孩子，无论挨了怎样的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的祖父气得咬牙切齿，说他“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胡适与陈独秀的政治信仰不同，但终身与他维持友好关系，在他困难的时候，胡适总是帮助他，包括不着痕迹的经济帮助。甚至他赴美担任大使时，还邀陈独秀去美国养病。胡适相信：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第六次党代会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自拜访陈独秀，带去共产国际的邀请口信，陈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晚年的陈独秀客居在重庆江津鹤山坪的一个石墙院里，生活非常窘迫。即使如此，他也不接受国共两党人士的馈赠。1942年5月27日，因心脏病逝世，63岁。

陈独秀有四子二女，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或牵连，遭遇都很坎坷。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在安徽怀宁的一个书香门第，两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先后由祖父和大哥抚养成人。

但以陈独秀的狂狷，岂肯再留。他得知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当即决定离开北大。几个月后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而被捕。胡适、李大钊等各方人士全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保释出狱后，按警方规定，只能在北京活动，不得离京。但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1919年底到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演讲，回京后员警找上门来。陈独秀为免再度被捕，逃出北京，南下上海。在口述自传中，胡适以遗憾的口气说：“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留学。陈独秀通过老朋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胡适约稿。此时，胡适正在留学生中发起白话文运动，积极宣导新文化，这与陈独秀的主张不谋而合。陈独秀非常看重这位早有文名的安徽同乡才子，不断通过汪孟邹向胡适表达约稿之意。“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务求拨冗为之。”

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也就是中共的第一任党魁。后来又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任北大教授。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等这些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

从五岁开始，陈独秀就在祖父的管教下念书，学的是四书、五经。他从小聪明过人，却不爱读古书。17岁那年，他考上了秀才，但批评科举制度是“耍猴戏”。

3月21日，蔡元培以公开信的形式做出回应：

蔡元培虽想维护陈独秀，但校内外压力都很大，26日夜，蔡元培还是和北大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一起，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家中开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陈独秀的去留。最后做出以“教务长代替学长”的决定，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和夏元瑮的理科学长职务，都由此取消，但仍继任教授。蔡元培用心良苦，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红楼里的办公室，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互联网）

中共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操控下，进行了大量的反政府活动。比如1922年3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用渗透的方式夺取权力。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应该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党对党的关系，而不是像附体一样潜伏在国民党内。但是，反对无效，他只能勉强服从。之后，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些做法，陈独秀还提出多次反对，结果都是徒劳。

陈独秀在北大时的狎妓事件，应非“厚诬贤者”，第一、他从未否认，且当时有现场人证；第二、从他一生四次婚姻的过程来看，他是一个容易欢喜女性的男人。

1913年陈独秀再赴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并发表文章，宣扬无政府主义。1915年回到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自任总编辑。

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

原名庆同、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1914年始用笔名独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开创人和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他不久后的急剧左倾准备了条件。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等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建议他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

由于《新青年》办得成功，陈独秀和汪孟邹打算办一个“大书店”。1916年11月26日，他们到北京招股。恰在此时，北洋政府把蔡元培从欧洲请回来，于1916年12月26日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受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亲赴陈独秀下榻的旅馆，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当时北大只分文理两科。陈独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聘请。并同时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聘胡适到北大任教。

但在汤尔和看来，无论留在北大与否，陈独秀本人的个性，都决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倾。

上个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巨变，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来了一大批风云激荡的人物，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一个。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些影响历史的大事件，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

第二年7月，中国和苏联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等口号。陈独秀致信中央，反对这些“卖国口号”。几个月后，他被开除党籍。

胡适终于来稿，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紧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接力鼓吹。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少年而得大名”，实自此始。这也奠定了陈独秀和胡适两人未来数十年的友谊。

而如此积极投身运动，除了因缘际会，也与陈独秀叛逆狂傲的性格密不可分。他的老朋友章士钊曾这样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